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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偵探一般踏勘光緒朝歷史現場
 
上海偵探網疫中無聊,奉到姜鳴前輩新著《卻將談笑洗蒼涼》,大有談笑去拘忌、翻書得舊編之樂。這已是著者撰述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系列的第三編了。初編《天公不語對枯棋》,手邊常置一冊,還是2006年的初版,金黃色龍紋封面,尤顯醒豁。猶憶當年在北大西門外第三波書店購得此書的心情,那是相當驚喜。此前,我已讀過(嚴格講,或不能叫“讀”,曰“查”或“利用”更適合)姜鳴的大部頭專業著作如《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1995)、《龍旗飄揚的艦隊》(2002),體例謹嚴、考證精審,感到非常之“有用”。初閱此書,卻見識了“有趣”,領教到著者另一副筆墨。
當今習稱某人文筆好,其實“文”與“筆”還是有所區別,如不拘泥以有韻與否區分文、筆的古人標準,姑取文以足言,辭達而已,筆為言使,可強可弱,推之當代學者,大概也可粗分文、筆;更有甚者,本朝學人慣習自詡只寫“論文”,不屑(或不會)寫“隨筆”或“散文”,即有斗膽為之者,那隨筆和散文也多只在“隨便”和“散漫”方面符合了名義。讀畢《天公不語對枯棋》的若干篇什,我對印在封底頁上一位薦書人的話——“很海派,也很京味;很專業,也很好看。上海人眼中的京華掌故,史學行家寫的散文作品”—— 也表示信服。(用著者自己后來的理論總結,兼顧可讀性和學術性,叫作“用論文的規范寫散文,用散文的筆法寫論文”。見“續編”、“三編”之自序)
《卻將談笑洗蒼涼: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編》姜鳴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1月
當時另有一種微妙的情緒。隨姜鳴妙筆,踏訪賢良寺、松筠庵、宣南會館、八大胡同諸多“京華勝跡”,牽引出一樁樁“舊時人物”往事,真令人目不暇接,心下卻暗暗泛生懊悔:好歹也是學近代史的,卻對這些個好去處無知無覺,就算有所耳食,也從沒有發起愿心去“打一個卡”,真枉做了五六載的“京城客人”了!
可以說,這本書在我心里“種了草”。而后,姜鳴陸續發表的文字,以及這些文字結集《秋風寶劍孤臣淚》(2015)、《卻將談笑洗蒼涼》(2020),我都是最熱心的讀者。雖然隨著時間推移,自己從學生到教師、從北京到上海,也有了很多變化,但內心深知,“長草”易“拔草”難,一貫疏懶“阿宅”如己,終究無法踐行“閱讀史料和現場踏訪相結合,先使自己建立起歷史的時空觀,并把這種感受,通過文字傳遞給讀者”,這在姜鳴是 “習慣做法”,在吾輩則只能“羨慕嫉妒而無恨”,借他人之眼,觀世界之大,也算聊勝于無吧。
像偵探一般踏勘歷史現場
“卻將談笑洗蒼涼”,語出陳寶琛詩作《滬上晤簣齋三宿留別》, 1895年陳氏來滬,故舊重逢,與甲午后被逐南下的張佩綸有過一面之雅。此句雋永洗練,移作書題,延續了著者善擷古韻、為我所用的創意,也寄托了對于“政治人物悲哀”的一種深刻同情。全書收錄文章十三篇,內容皆關于晚清光緒一朝政事(馬嘉理事件、“清流”崛起和消亡、甲申易樞、中法馬江之戰、中日甲午戰爭、辛丑議和、綁架孫中山)、人物(李鴻章、張佩綸、慈禧太后、恭親王奕、醇親王奕譞、李鴻藻、翁同龢、孫毓汶、盛昱、盛宣懷、胡光墉、孫中山)。從另一方面,或也可以反映著者近年來風塵仆仆、“邊走邊看”的行路歷程,他筆下的光緒朝,“和別的作者的表述有別,卻是自己思索、考證的一個充滿細節、充滿張力、起伏跌宕的大時代”。
1875年發生的“馬嘉理事件”,引起中英交涉,簽訂《煙臺條約》,導致中外關系多方面的變化,其最著名者即清政府向倫敦派出道歉使團,這也成為中國駐外常設使館的濫觴。外交史家徐中約認為“馬嘉理事件給中國人上了一堂課,中國人從此明白建立公使常駐外國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國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清政府為進入“國際大家庭”而邁出了關鍵一步。(《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1858—1880年間的外交》)英國使館翻譯馬嘉理在云南邊地的突然死亡,籠罩了太多迷霧,成為近代史上重要卻被忽視的事件,“迄今對于其基本情況的描述都存在錯訛”。
本書起首一篇,便是姜鳴跋山涉水、撥云見霧,對馬嘉理事件再考察的實錄,除重新考訂中外文獻外,他自2011年起三度前往云南盈江縣中緬交界處,沿南崩河、芒允(舊稱蠻允)、盈江、騰沖一線,親蒞馬嘉理之死的案發地,也三次前往騰沖下綺羅村,訪問據說是殺害馬嘉理兇手的李珍國故家,便很能體現“萬里行路且成書”的研究特色。文中大盈江峽谷、戶宋河、“蠻允街”石碑等實地照片傳達出現場消息,令人遐往。
2012年,姜鳴又去倫敦,踏勘1877年因馬嘉理事件致歉,郭嵩燾所率使團入駐的波特蘭大街45號,是為中國近代第一個駐外使館。1879年,曾紀澤將其遷至49號新址,使館初建于1785年,屬于“亞當建筑”(由英國建筑師兄弟羅伯特·亞當、詹姆斯·亞當合作設計,融合古羅馬設計精髓,以柔和、典雅的室內裝飾最具特色),目前中國使館還在使用這一館舍,可謂歷史悠久。1896年,此處還發生過轟動倫敦的“綁架孫中山事件”(見《波特蘭大街45號還是49號?》、《綁架和營救孫中山》二文)。
著名的“歷史偵探”黃宇和先生曾用文獻批判+腳步丈量的實證方法,“發覆”百年前的孫中山綁架案,其考證過程引人入勝(《孫逸仙倫敦蒙難真相》)。這個略帶神秘的處所,對于大多數研究者和旅行者來說是使館禁區,難以訪問,而如有“上天入地”神通的姜鳴憑著“難得的際遇”,帶領讀者進入使館內部的“孫中山先生蒙難紀念室”參觀,得以一探究竟,雖然觀感“令人失望”,實際起到了去神秘化的反效果,——“現在的使館,裝飾完全沒有特色”,“感覺置身在北京的一座政府辦公樓中,無論家具,還是室內陳設,完全看不到丁點‘亞當建筑’的優雅華麗”。
為研究中法戰爭后張佩綸遣戍軍臺生涯,姜鳴兩度前往張家口市游覽考察!氨ぷ永铩背踅ㄓ诿餍履觊g,是張家口最早的城區,1885年至1888年張佩綸曾在此居住。在姜鳴眼中, “堡子里是個袖珍、精巧的老城,遺存了大量明清古建筑群落”。(《晚清張家口軍臺生活尋蹤》)很湊巧,前年我也有一次張家口之行,同樣印象深刻。堡子里的街道、建筑格局,基本保存了民國初期的風貌,衙署、會館、錢莊、關帝廟、文昌閣、戲臺、鐘鼓樓一應俱全。多數建筑雖已成了居民雜院,但一律圈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范圍內,尚未經過大規模改造開發,保留了近百年城市變遷的原味。清代張家口廳的上級治域宣化府,如今已降格為張家口市的一個轄區,城區面貌變化非常大。姜鳴2008年第一次去宣化,還找到了“宣化府署舊址”石碑,而2013年重訪時,該處已成居民小區,急劇發展的城市房地產抹去了昔日遺跡,古城風味已蕩然無存。2022年北京和張家口將聯合舉辦冬奧會,這個城市的建設正在進入快車道,他卻在文中感嘆:“我想,這個世界上,大約只剩下我,還在憑吊北海軒的舊址,傻傻地尋覓張佩綸和前任知府章洪鈞友誼的遺存。而現任地方官和房地產商,更熱衷于拆舊建新,推動開發,祖先傳下來的老屋,經我們這一代的手,還有多少傳給子孫?”
《天公不語對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姜鳴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8月
《天公不語對枯棋》中描述過作者1988年踏訪李鴻章晚年在京居所賢良寺西跨院的情形。不久后,西跨院被拆除,改建成為校尉小學教學樓,書中攝于2002年的照片我曾反復觀摩。2019年,姜鳴去李鴻章去世的總布胡同27號踏勘,發現那里已被拆遷改造得僅剩一堵紅色圍墻。這種失落似曾相識。某次我經過王府井,一眼瞥見“金魚胡同”的路牌,心血來潮,想起著名的那家花園、賢良寺,還有東安市場、吉祥劇院、東來順飯莊,不就在這塊嗎?可放眼望去,滿目高聳的CBD大樓、雙向八車道的大馬路,哪里還有一絲“胡同”的影子?那種杵在街心舉目四顧,然后悵然若失的心緒,到今天還記得清楚。我想,我能理解本書中那些明知聽者藐藐、但仍必言之諄諄的話了——“現場踏訪和田野調查對于歷史研究是很重要的手段方法,但必須趕早,要有一種急迫的搶救心態”。
考據歷史,需要擴張新材料和借用新工具
說起張佩綸,一般人想到的常是李鴻章女婿、張愛玲祖父,可堂堂“清流”的“青牛角”、清朝總理衙門大臣,按其事功文章,皆多可觀,而至今尚無一部詳傳,就連行世的《澗于集》,利用也遠談不上充分。姜鳴只眼獨具,酷嗜斯人,于張佩綸研究浸淫日久,“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初、續編都收錄有相關文章,近又整理《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內容宏富,洋洋大觀,三編也有多篇文字圍繞張佩綸及其家族展開,對政治理念、人事際遇、人情世故一一剖析,在理解上顯出豐富的層次。如涉及“馬江之戰”大功過的爭議,書中特別注意挖掘時人(多位高權重者)日記、書札的隱微信息,指出以往研究依賴公開的奏章文字,集矢于“愛國/賣國”、“主戰派/投降派”之爭,“卻很少關注過當事人和了解真相的上層官員究竟在說什么,以及各類相關人物細微的心理活動”,進而提醒讀者“歷史的真相,原比這些政治標簽復雜得多”。依鄙見,目前學界如要寫一部張佩綸傳,那么姜鳴或是最合適人選。
張佩綸(1848-1903),晚清時期名臣,安徽按察使張印塘之子,近代才女張愛玲祖父。同治十年(1871年),中進士,授翰林院侍講。早年任職京城,自任“清流”。署任左副都御史,以彈劾大臣而聞名。中法戰爭初起,力主抗戰,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防事宜,兼署船政大臣,馬尾戰敗后,被奪職流放張家口。甲午戰爭期間,被彈劾干預公事,遷居南京。
當然,依另一鄙見,姜鳴如為張佩綸作傳,亦非出于私好,熱衷翻案,借用梁啟超的語言,“此種傳記,其對象雖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本書從張佩綸角度切入,通過“破譯”張佩綸與李鴻章密函的暗語系統,推進“甲申易樞”研究,便是一個明證。(《“甲申易樞”與政局大變動》)光緒十年(甲申,1884),慈禧太后一諭推翻以恭親王奕為首的全班軍機大臣,轉用醇親王奕譞主政,此為有清一代空前絕后之舉,關系國運匪淺!稘居诩贰皶鵂笔珍洀埮寰]在甲申前后寫給李鴻章的多通密函,中有“僧道相爭”、“僧禮佛甚勤”等隱語,這也成為學界解讀宮廷變故的重要線索。
陳寅恪弟子石泉在回憶文章中便提到“陳師熟悉晚清掌故”,頗能參破當日官員私函的隱語機密,所述一例,便是張佩綸的一通密函——“‘僧’當指醇王,字樸庵;‘道’指恭王,號樂道堂主;‘佛’則指太后,當時宮中久已稱太后為‘佛爺’。隱語解通后,甲申政局變動前恭、醇兩王之矛盾及太后與醇王之密謀,就又增一證據”。(《追憶先師寅恪先生》)片言只字之解,“使迷茫難解的材料頓時明朗,成為關鍵性史料”,信札價值可見一斑。而后,樊百川、姜鳴、張曉川等幾代學者,前赴后繼,迎難而上,各個突破,在張函隱語釋讀上,取得相當多的成績。(參詳《清季的洋務新政》、《張佩綸致李鴻章密札隱語箋釋》)“僧”“道”“神”“佛”“庵主”“覃溪”“立本”“僧繇” “兩畫”“張仙”“閻羅”“十八參神”“五斗米教天師”,這些隱語意蘊豐富,一旦揭穿謎底,似平平無奇,但猜謎過程卻是對學者的語學素養、知識儲備及思維發散能力的大考驗,F在我上近代史料學的課,也常討論及此,張佩綸函札一直是史學訓練的上佳素材。
就近代文獻中存留的函牘一類而言,量極龐大,且相當部分是手稿,其史料價值固不待言,但要充分利用,卻遠非易事。與一般的古籍線裝書相比,在函牘利用方面,至少存在真偽甄辨、書頁排序、字跡辨認、收信人/寫信人考證、隱語破解等數難,能一一處理、排難而進者,實非個中高手不能為。姜鳴在函牘整理、引據方面,有著豐富經驗,自能道其甘苦(參閱《尺牘在歷史研究中的價值》,收入《秋風寶劍孤臣淚》),對后來者無疑有其示范意義。
《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 姜鳴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姜鳴對函牘文字的深度利用,頗顯傳統史家的“技藝”,然究其史料觀念,卻絕不保守,甚至比一般學者要走得更遠。本書《醇親王巡閱北洋海軍的歷史回顧》一篇,各類材料信手拈來,為我所馭,使人眼界大開。據著者交代,他對1886年醇親王巡閱北洋海軍這個題目,“持續關注了二十年,慢慢積累起當年留下的大批照片、繪畫、詩歌、日記等史料”,如奕譞本人詩集《航海吟草》、負責巡閱接待工作的津海關道周馥《醇親王巡閱北洋海防日記》,隨行宮廷畫家慶寬、金如鑒的《渤海閱操圖冊》、《巡閱北洋海防圖》,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天津雇傭的華人攝影師梁時泰、德籍攝影師來興克《大臣官弁親兵照相》影集,等等。這批珍貴的視覺圖像和當事人文字記錄,配合奏折、電報等官方文件,可謂相得益彰,使得一百三十多年前的盛大活動“在今天看來,依然栩栩如生”。
傅斯年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保ā稓v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的“史料學”觀點為人津津樂道,然細繹其說,實包涵“擴張新材料”、“借用新工具”兩層意思。俗言道,藝多不壓身。一個好的學者,就研究工具而論,當然是多多益善。今人拾掇西學,喜言“以圖證史”,而真能以標準研究立其說者,在史學圈內卻不易覯。姜鳴似未標榜研究上有何特別的“方法”,不過,據我所知,他是道道地地的老照片發燒友,也有很多攝影界的朋友,對歷史照片的鑒別、使用,積累了不少心得。
網上流傳的《互聯網時代,如何考據歷史人物和事件》一文,曾予我極大的閱讀樂趣和研究啟發,“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各編中,也有許多圖文并茂的篇什。傅斯年斷言“凡一種學問能擴充它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照此衡量,姜鳴的學問倒真有某種“進步性”。落實在本書中,他找到張佩綸與李鴻章通信的實寄封,以信封上“都城總部胡同”地址,與文獻記錄互證,考出李鴻章在辛丑年(1901)去世的確切地點(《李鴻章最后歲月的新考證》),以及利用翁同龢日記手稿中朱筆親繪的兩幅彗星圖,結合西方天文學的彗星觀察,討論1880年代清廷朝野由“天文異象”引發的政治論爭(《天上的彗星和人間的政治》),都可謂是擴充新材料、借用新工具的好例。
《秋風寶劍孤臣淚: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續編》姜鳴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8月
非學院中人可比:“玩著把學問做了”
姜鳴平時說話,常用的詞是“有趣”、“好玩兒”。本書序言也有反思“業內稱為坐‘冷板凳’”式的歷史研究,進而鼓勵“即興展開”,讓研究“變得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稖胬嗽娫挕穱L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這當然是一種比較極端的詩學理論,但至少給了不那么“講理”的詩文以合法性,那么,“不涉理路”的歷史學,會有它的位置嗎?錢鍾書頗引西人“歷史是一個大掌故”、“我只喜愛歷史里的掌故”之說,而揶揄史家的故步自封:
在史學家聽來,這是文人們地地道道的淺見薄識,只追求小“趣味”,看不到大問題……在人文科學里,歷史也許是最早爭取有“科學性”的一門,輕視或無視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理論已成今天的主流,史學家都只探找歷史演變的“規律”、“模式”或“韻節”了。要是現在的文人肯承認興趣局限于掌故,他多少得賠著笑臉,帶些自卑的語氣。(《一節歷史掌故,一個宗教寓言,一篇小說》)
上述話或暗含文史分野的潛臺詞,但不得不承認,歷史學在人文科學里確是最具“科學性”的一門,它對于“趣味”“掌故”的態度,很可以反映當代學術的“輿論氣候”。君不見今人填寫課題標書,首要處理的問題便是說明“意義”,在開始研究之前,已要求向評委證明“本課題的獨到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羅志田先生給本書寫推薦語,特別指出“作者乃史學科班出身,然人生經歷豐富,其身歷目睹之事,非學院中人可比。故可與過渡時代之昔人會意于字里行間,而見人所未見”。依我看,“學院中人”最比不了的,可能便是氤氳于本書字里行間的,無須理直、便可氣壯的那一種“別趣”。
從研究材料來講,姜鳴對日記、書信類文字特別偏愛,或因為“日記與尺牘本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地表出作者的個性”(周作人《日記與尺牘》),故而有個性的著者也愈能體會別人的日記、尺牘之佳妙處,覺得“可喜亦可貴”了。從研究專題來講,全書筆觸廣博,“涉及鐵路、外交、天文、災荒、西醫傳播、傳染病流行、西式教育、建筑,甚至還包括婚姻、生育、餐飲和滋補品,這些既宏大又細碎的景象交織在一起,從而再現了轉型年代中國社會的變遷”,真是心有余閑,涉筆成趣了。
《龍旗飄揚的艦隊: 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姜鳴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9月
本書中,姜鳴利用張佩綸家藏有關私人生活的信札,鉤沉婚姻往事的細節,對他的三位夫人(朱芷薌、邊粹玉、李菊耦)、一妾(鳳姬)形象做了高度還原;甚而發掘出張佩綸家族生育狀況的直接材料,發現他至少生育過十個子女,還另有一個小產,有六個是在一歲半以前夭折。(見《江湖歸夢清,伉儷深情重:張佩綸的婚姻生活》、《舊時代生兒育女的艱難歷程:從張佩綸的子嗣說開去》二文)著者筆觸溫柔,有道“舊時不講愛情,張佩綸卻與三位妻子深愛”、“他們卻也都愛得深沉,攜手走過艱難的歲月”,竟為“這些聰慧嫻淑的女人一嘆”;而那些稍帶八卦心的讀者,也得以曲徑通幽,一窺“那些叱咤風云的男人真實的私生活”。我不禁感喟,著者和筆下的主人公一樣,“風云氣”多,而“兒女情”亦不稍遜。
更有意思、角度更刁鉆的“趣味”,還要數對于晚清官僚特喜飲用的滋補品“保衛爾牛肉汁”(Bovril)的研究。姜鳴從國外ebay拍賣網站上找到“保衛爾”老廣告,印證此產品昔日的營銷力度;為了感同身受,甚至買到當下聯合利華公司生產的同款產品進行品嘗——雖然,“總體在口感上是不太令人滿意的!保ā逗缺Pl爾牛肉汁,與李鴻章同款》)
還清楚記得幾年前的某個冬日,姜鳴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有一次講演活動,他一面用琳瑯滿目的ppt展示行走世界的蹤影,一面陶醉地講述自己心愛的幾大美術博物館、幾位經典藝術家(大意),但最令人難忘的,卻是那一款引起全場騷動的“保衛爾牛肉汁”,他帶到現場,沖兌分發,讓聽眾在味覺上也和百余年前的古人建立起相通的感受。當時作為主持人的我,接過一小杯黑乎乎的黏稠液體,雖有好奇,終于未敢輕試。但看著姜鳴樂呵呵地一仰而盡,那種瀟灑愜意,快在其中,讓人腦海泛波——如同《讓子彈飛》里張麻子豪言“站著把錢掙了”,眼前這一位簡直“玩著把學問做了”!吾儕夫復何言,只好如王右軍見杜弘治,嘆一聲“此神仙中人”,然后合十默禱:善哉善哉,前輩求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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