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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證據調查中的常見法律問題解析
 
上海商務調查公司一、主觀改變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或隨意設置舉證期限
相對人是否存在違法行為,必須依靠其收集的有效證據加以證明,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有時執法中固定的證據并不能充分證明行政相對人存在違法行為,這時就需要嚴格遵守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即使有當事人對自己不利事實的承認,藥品監管部門也不能因其自認而獲得免證。此外,執法實踐中很多待證事實都需要藥品監管部門依法查證,雖然行政相對人對藥品監管部門的執法有配合義務,但只要其不違背法律規定(妨礙公務),并不會因對執法人員的取證不作為而承擔不利后果。正由于上述情形存在,實踐中出現了一些藥品監管部門主觀改變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或者隨意設置舉證期限的個案,究其根本原因,是不了解行政處罰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原理。
  二、將無法定依據的邏輯推理當證據適用
 執法實踐中,有時碰見難以直接適用法律規定處理的案件,此時邏輯推理能否運用以及怎樣運用,便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例如,甲企業改制過程中,銷售人員李某與其中止了藥品代理銷售關系,但仍然持甲企業的《藥品經營許可證》復印件等相關資質證明及填寫式票據、填寫式委托書從事藥品經營,乙醫療機構是該銷售人員的業務單位,乙醫療機構一藥房工作人員在此期間(事先是否知情無從查證)從該銷售人員手中采購一批藥品,已實際入庫使用,但未建立該批藥品的購進記錄。此時對該醫療機構能否直接以從無《藥品經營許可證》的單位處購進藥品定性處罰,就涉及到邏輯推理運用的合法性審查。筆者認為并非符合邏輯就等于處罰依據一定合法。
 三、對證據能力、證明力、證明對象及證明標準理解不準
  證據能否在行政處罰中正確有效運用,除了具備證據“三性”外(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還應首先具備證據能力(即證據資格),不具備證據能力的證據根本無從談及證明力,這種情形在行政執法實踐中經常遇到。如生產單位針對藥品監管部門協查函出具的未附加任何技術材料佐證的單位證明;現場檢查筆錄及調查筆錄上簽字的人員,在不是被檢查對象且未獲單位有效授權時所作的簽字和陳述。其次,證據的證明力也是行政執法實踐中經常遇到但容易被忽視的問題,適格證據的證明力存在大小、強弱之分,執法人員在收集證據時應熟悉法律及司法解釋對證據證明力的相關規定,避免出現無所適從或舍本求末的現象。第三,證明對象(或稱待證事實)在證據學理論及實踐中極其重要,實踐中執法人員收集到的每一個證據不一定均指向案件的證明對象,與證明對象無直接指向關系的證據是不能作為定案處罰證據使用的。第四,證明標準雖在法律上無直接規定,但卻是執法實踐中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
 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的根據,是認定案件事實的手段,所以,執法人員判斷當事人的行為是否違法以及作出行政處罰時,必須避免上述三方面“不當”行為,嚴格按照法律要求和證據規則收集并運用證據。
一、明確證據的基本屬性及特征
 首先,理解證據具備的“三性”。所謂客觀性,是指證據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所謂關聯性,是指證據必須同案件事實存在某種聯系,并因此對證明案件事實具有實際意義;所謂合法性,是指收集運用證據的主體要合法、收集程序要合法、收集運用的證據必須具有合法形式、必須經過法定程序查證屬實。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是互相聯系、缺一不可的,客觀性和關聯性是證據的內容,合法性是證據的形式。
其次,知曉證據種類及表現形式。訴訟法規定的證據種類均是七種(其中現場筆錄是行政訴訟法規定的一種特有證據)。司法解釋進一步對提供證據的要求(法定形式)作了明確規定,同時證據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訴訟中法院審查證據合法性的重要內容之一,無法歸納于法定種類的證據和不具有法定形式要求的證據是很難讓法院采納的。
 二、適用時嚴格遵循證據規則
 首先,采用法定手段依法收集具備法定形式要求的證據。一方面根據證據的合法性特點,要求取證手段合法,行政執法機關收集證據時遵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另一方面行政執法機關收集的證據必須符合法定形式要求,除了遵循最佳證據規則收集書證、物證、視聽資料外,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書證、現場檢查筆錄的制作形式在規章與法律、法規不相抵觸的情況下,應優先適用規章對其制作形式要求的規定。在行政處罰中采用的鑒定結論,應當載明:委托人和委托鑒定的事項、向鑒定部門提交的相關材料、鑒定的依據、鑒定部門以及鑒定人鑒定資格的說明,并應有鑒定人的簽名和鑒定部門的蓋章。通過分析獲得的鑒定結論,應當說明分析過程,否則便不符合證據的法定形式要求。
 其次,舉證責任恒定,即“誰主張、誰舉證” 。理論上,行政行為的作出與法院判決的作出一樣,在案件實體上也存在一個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過程,也存在舉證責任的分配問題,雖然目前我國尚無統一的行政程序法,但總結世界各國行政程序法中關于行政程序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定和我國行政法理論上的通說,一致認為,當行政機關依職權作出不利于行政相對人的決定時,在行政程序中承擔舉證責任,在行政訴訟中也承擔舉證責任。從立法本意上看,我國的《行政處罰法》、《行政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行政處罰均規定了遵循“先取證、后裁決”的規則,行政執法機關在無法律特別規定的情況下,不能隨意改變舉證責任分配規則或設定舉證期限,將舉證責任轉嫁給行政相對人,否則在此情形下收集的證據便是合法性欠缺的證據,作出的處罰也將視為違法處罰。
第三,依法謹慎運用事實推定。根據學界通說,推定分為法律推定與事實推定,事實推定是根據前提事實,運用經驗法則、邏輯法則而推知結論事實的一種證明活動。由于事實推定的前提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是一種高度或然性聯系,未必就符合客觀情況,在訴訟實踐中,只要行政相對人提出了可成立的反證,事實推定即失效。因此在執法實踐中,應當謹慎運用事實推定,只有在無法收集直接定案證據時,才運用事實推定,并應盡可能收集其他間接證據對推定事實加以印證,以防止行政相對人提出有效反證。
 第四,根據證據證明力大小有針對性收集運用證據。這主要是指借鑒行政訴訟中的最佳證據規則,有針對性的收集運用證據。結合行政執法實踐,主要體現在書證、物證、視聽資料、證人證言、鑒定結論、現場筆錄上,一般來說,可以作如下理解:代表國家公權力的公文書證證明力優于其他書證;鑒定結論、現場筆錄、檔案材料以及經過公證或登記的書證證明力優于其他書證、視聽資料和證人證言;原件、原物的證明力優于復制件、復制品;原始證據的證明力優于傳來證據;無利害關系的證人證言優于有利害關系的證人提供的對該當事人有利的證言;數個種類不同、內容一致的證據證明力優于孤證的證明力。
 第五,理解行政處罰中證據的證明標準。違法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法規、規章)正確是行政處罰合法有效的必然要求,難點在于如何理解“違法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即行政處罰中的證明標準問題。按照主流觀點,在我國目前的國情下,行政處罰的證明標準應采用“清楚而有說服力的證明標準”,具體可簡要按照如下四點理解:一是行政機關據以作出處罰的證據的可信度比例非常高;二是不排除存在合理懷疑即允許個別的合理懷疑的存在;三是行政機關收集的證據之間具有清楚的邏輯關系;四是行政處罰應當有充分的證據使大多數人相信其是必要的,即具有一定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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