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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打假模式的發展與未來展望
 
專業打假指以個人或某類組織的名義專門以個人消費行為入手的打假行為。其典型的特點就是更多的依據消費者保護相關的法律進行假貨索賠,通過索賠獲利的行為。至職業打假現象的不斷發展,可謂是飽受爭議,更有不斷的報道曝光職業打假的操作手法,毆打,應對職業打假的總結或經驗也不斷在網絡上傳播。筆者認為,在此類現象中,我們需要從本質入手,從最基礎的職業打假行為的出發點入手去理解和看待職業打假行為。和很多行業一樣,飽受詬病都會存在,我們需要撥開這層紗布理性看待。為此,我們從整體的以打假作為商業模式運行的層面來分析職業打假現象。
1.職業打假的運作模式:
根據其組織形式,職業打假的運作模式通?蓜澐譃3類:
一是個人行為,比較多;
二是企業模式,即成立專職或代理打假的公司;
三是聯合模式,即幾個職業打假人聯合起來,發揮各自專業優勢進行打假。
2.專業打假的工作方式:
 一是知假買假索賠,如職業打假人在商店購買或查看某品牌商品時,發現該商品是假冒產品,于是大量購買,并據此依法索賠。
二是通過打假獲取舉報獎勵,即職業打假人先進行市場調查,向有關監管部門舉報存在違法經營問題企業,并要求監管部門依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給予答復,再依據監管部門的調查處理結果和國家財政部、工商總局、質檢總局聯合制定的《舉報制售假冒偽劣產品違法犯罪活動有功人員獎勵辦法》,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財政部聯合制定的《食品藥品違法行為舉報獎勵辦法》等規定,申請舉報獎勵。
三是受生產廠家委托,請求并配合監管部門查處制假售假行為,再根據監管部門的處理結果,按照合同約定收取生產廠家支付的報酬或同時向監管部門申請舉報獎勵。
3.職業打假的發展瓶頸:
職業打假的上述運作模式已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相關法律制度及一些客觀因素卻制約了職業打假的健康發展,致使其在發展過程中難以得到相關部門的認可和支持。
其一,職業打假人的知假買假索賠行為是否合法,司法界尚無定論,各地人民法院判決結果不一。對此,北京市石景山人民法院2009年6月發布的《石景山法院消費者訴訟糾紛的難點及解決辦法》首次明確職業打假人視同于普通消費者,具有消費維權類案件的原告主體身份。而上海一些區級人民法院在實際審判過程中,往往不認可職業打假人的消費者身份,認為職業打假人并非法律意義上的消費者,其消費的目的是為了牟取暴利,對于其提出的不合理的索賠請求,應依法予以駁回。
其二,《舉報制售假冒偽劣產品違法犯罪活動有功人員獎勵辦法》第四條規定的舉報獎勵范圍并不包括虛假宣傳、違禁廣告、濫收費用、商業賄賂等違法行為,而且《食品藥品違法行為舉報獎勵辦法》第五條并未將假冒偽劣產品的被假冒方及其委托代理人或利害關系人的舉報列入舉報獎勵范圍,致使某些職業打假人越軌觸雷。
其三,職業打假人處理假冒產品問題受生產廠家鑒定結論的制約。筆者在執法實踐中發現,某些生產廠家在出具產品鑒定報告時存在下列問題:未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說明鑒定的依據、使用的科學技術手段及鑒定過程;生產廠家為了順應代理商排擠串貨者,獨占當地市場份額的要求,違心地出具假冒產品結論。那么,生產廠家出具的鑒定報告能否作為定案依據呢?對此,國家工商總局《關于生產企業出具的產品鑒定證明能否作為辦理案件的依據問題的答復》明確提出,在沒有專門技術鑒定部門進行鑒定的情況下,產品生產企業出具的證明是處理案件的重要依據,但是否作為定案的唯一證據,應當根據具體案情確定。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關于假冒注冊商標商品及標識鑒定有關問題的批復》規定,在查處商標違法行為過程中,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可以委托商標注冊人對涉嫌假冒注冊商標商品及商標標識進行鑒定,出具書面鑒定意見,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被鑒定者無相反證據推翻該鑒定結論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將該鑒定結論作為證據予以采納。無形中增加了辦案單位甄別、采信證據的難度和執法風險,致使一些職業打假人持有的鑒定報告難以得到執法機關的認可和支持,從而引發一些職業打假人以執法機關行政不作為為由提起行政訴訟。
法律思考:
1.知假買假索賠的職業打假人是否屬于廣義的消費者
筆者認為,職業打假人的知假買假索賠行為雖然具有功利性,但也不乏公益性,只要依法打假,不敲詐勒索,應視為生活消費。理由如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所指的“生活”不應狹義地理解為日常生活;職業打假具有較大的社會公益性,認可職業打假人在知假買假索賠消費糾紛中的消費者資格及其職業打假行為,既有利于凈化市場環境,也有利于促進執法機關工作,更有利于增強廣大消費者的維權意識;職業打假人的索賠行為有法可依。
2.執法機關如何對待職業打假人提供的鑒定報告
生產廠家之所以不愿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十九條規定出具鑒定報告,主要原因是:如實說明鑒定的依據、使用的科學技術手段及鑒定過程可能泄露產品的制作、防偽等方面的商業秘密;產品的制作工藝、流程或防偽技術還不夠成熟,使得自己的同等產品存在些許差異,難以作出無可挑剔的鑒定結論。對此,筆者認為,執法機關既要考慮生產廠家的鑒定結論的可靠性,也應征求被舉報人的意見,以保護其合法權益,同時規避自身的執法風險。因而,不論生產廠家出具的鑒定報告是否說明了鑒定依據、使用的科學技術手段及鑒定過程,執法機關均應征求被舉報人對鑒定結論的意見,并將被舉報人所銷售商品的防偽標識、包裝、商標及進貨價格等信息與廠家提供的真品進行對比甄別,在上述對比事項確實存在一定差異,且被舉報人無相反證據推1翻該鑒定結論的情況下,才能將職業打假人提供的鑒定結論作為定案證據。如此,職業打假人方能心服口服,被舉報人也無話可說。
目前,國內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對上述行為進行規定,企業依照法律賦予的權力進行知識產權維權打假行為仍然在法律的框架之內,而最新頻頻新聞爆出的毆打職業打假人、防范職業打假人等信息則是對打假行為的偏見,對社會有爭議的現象進行分析有其本身的社會意義,但需要認清其現象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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